祖国兽医学的起源，是与远古祖先长期的物质生产活动、科学技术以及同疾病作斗争的实践分不开的。兽医学的起源是与畜牧业的发展是同步的，人类由游牧的鱼猎时代进入到定居的农业时代，从开始对野生动物驯化转变为家畜饲养时期，均离不开兽医临床实践活动。 

远古时代，原始人在采集经济和原始农业生产中，发观了植物药，经过反复的尝试，又逐渐认识到某些植物分别具有对人畜机体有益、有害或治病的不同作用，如一些古书中保留有鸡毒（乌头）、鱼毒（芜花）、狼毒等植物名称，随着原始农业的发展，人们更注意识别、采集、选择和栽培各种植物，因而发现了更多的植物药。在渔猎经济和畜牧业中，发现了动物药，<山海经>记载“河罗之鱼食之已痈“有鸟焉，”…名日青耕，可以御疫。”随着开矿业和冶炼业的出现和发展，又增加了矿物药此外，人类在寻找食物与猛兽战斗或民族部落间的械斗中，发生外伤，开始了用树叶、草茎、灰土等包裹拓处，发现了外用药并积累了外治疗法，这是“本草”的起源。

人畜共用的药物乃是神农氏所首创，《淮南子，修务训》载：“神农乃教民播种五谷，……尝百草之滋味，水泉之甘苦，令民知所避就，当此之时，…日而遇七十毒，“此传说在《司牧安骥集》中也有类似记载如：‘昔神农黄帝，创制草药八百余种，留传人间，救疗马病”。反映出我国古代兽医中兽医药也起源于“尝百草”的神农氏，而与人药同源。

“火”发明后，由原始人围火取暖到发现局部加温，可以消除某些痛苦治疗疾病的熨法进而又发现用树枝或干草作燃料，对局部熏拷，疗效更佳，逐渐形成了灸法：而石器工具的进步制造出砭石和石针，这是针灸的起源，随之又发明了骨针、竹针，青铜针。随着烹调树技术陶器的制作不断提高，发现了与医学与兽医学密切相关的“汤液”和“醪醴”。

从已出土的文物中看，距今约8000年的河南裴李岗遗址中，挖掘出育猪，羊等骨骼，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中，发掘出猪、犬和水牛的骨骼，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陕西西半坡村和姜寨遗址中，不仅发现有家养的猪、犬头骨、牛、羊、马、鸡的残骸，还有甩细木柱围成的圈栏，用以饲养动物，此外，还出土有许多石刀，砭石，骨针，陶器等生活医疗工具，又如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遗址中出土的砭石，经鉴定具有切割脓疡和针刺的作用。

从公元前21世纪前475年，从商朝（约公元前17世纪初约前l1世纪）的甲骨文中已有代表猪圈、牛棚、马厩、羊栏等篆字记载，说明当时对动物的护养已有较大的发展；甲骨文中尚有人、畜通用的病名胃肠病、体内寄生虫、齿病等篆字，还有药酒和阉割术的记载，在当时出土的文物中，还有青铜针、青铜刀和各种青铜器。这说明了冶炼术的发展状况，为开展针灸、手术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西周时代（约公元前11世纪），由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，社会的分工日益扩大，当时宫廷医生已分为食医、疾医、疡医、兽医四种，兽医开始成为独立的专门职业。据《周礼．天官篇》记载：“兽医，下士四人”，“兽医掌疗兽病（内科）、疗兽疡（外科）。凡疗兽病，灌而行之，’以节之，以动其气，观其所发而养之二，凡疗兽疡，灌而劀之，以发其恶，然后药之，养之、食之。凡兽之有病者，有疡者，使疗之，死则计其数，以道退之二”这说明了当时已经设有专职兽医，并有内科与外科的分科，在兽医治病时巳采用了灌药、手术、护理等综合医疗措施。我国著名于世的家畜去势术已有进一步发展，广泛应用于猪（猿）、马（骤）及牛等多种家畜。在《周礼》、<诗经》和《山海经》中记载有人兽通用的药物100多种，并有‘流赭（代赭石）以涂牛马无病“等兽医专用药物。《礼记》中记有：“盂夏月也……聚蓄百药”说明古代人们具备了采药的技能。当时还对动物的一些普通病、传染病、侵袭病，如猪囊虫（米猪）、狂犬病（瘼）、疥癣（瘊蠡）、传染病（疫）、运动障碍．（瘩）、牛虻（蝱蠻）、劳伤等有了比较正确的诊断和防治措施。早在西周穆王（公元前947～前928）年时，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有名兽医造父，他不仅善于驾驭战车，而且具有高深的兽医技术，善治马病，留有刺马颈血为马解除暑热的传说。

春秋战国时代（公元前770—前221年），我国出现了“诸子蜂起，百家争鸣”的局面，学术思想非常活跃。阴阳五行学说已被广泛的用于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并应用在医学上，作为认识和探讨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．推理工具，并指导临床的辨证及病证防治。在秦穆公（公元前659——到620年）时的兽医学家孙阳，官封伯乐将军，善于相马又善于治疗马病，他通晓针穴，擅长针、灸、火烙，能治各种疾病，广大人民称他为我国兽医的始祖。后世流传的《伯乐针经》、《伯乐明堂论》、《伯乐画烙图》等，多是托他名义的书，可见人们对他的敬仰与爱戴。晋国的王良，也是一位杰出的兽医学家，对我国兽医学的发展也做出了很大贡献。虽然他的著作已经失传，但在《元亨疗马集》中所收载的“王良先师天地五脏论”·“王良崆嗽论”和“七十二症病形图论歌治法真中的王良对证治的论述，说明他在当时其医疗技术的赶超式被人推崇的，春秋战国时期，中兽医医药专著尚未发现，只见一些零散的兽医资料，如《列子》中记载有专门治马病的马医，战国的《古玺文字征》记有：“牛疡”，《战国策》中记有：“肘溃”，《文子》中记有：“马虻”，《庄子》中记载有：“络马首，穿牛鼻”，《晏子春秋，中记有：“马暴死”“大暑丽疾驰，甚者马死，薄者马伤”等记载。

中兽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战国秦汉时期，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医学巨著《黄帝内经》。《内经》的内容极其丰富：包括了整体观念、阴阳五行、脏象经络、病因病机、诊法治则、预防、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知识，并在朴素的自发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指导下，形成了系统的理论，为祖国医学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．历代的中兽医著作的基本理论均导源于《内经>，在强调整体观念，运用阴阳五行、重视藏象学说，以至病因病理，诊断治疗的辨证分析．上都是由《内经》的理论进行指导和后世的兽医先辈，都是遵循着《内经》的哲学观点和方法沦，不断补充和完善的。

秦汉时期（公元前221年一公元220年）由于医学不断的发展，祖国兽医学也有了相当的发展，如东汉末年的《神农本草经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学专著，是战国时期若干医家的共同作品，全书收载药物365种（其中植物药252种，动物药67种、矿物药46种）．根据药物功效的不同，分列上、中、下三品进行论述，其中提到‘牛扁杀牛虱小虫，又疗牛病”，“柳叶主马疥痴疮”，“梓叶傅猪疮，“雄黄治疥癣”等兽医用药物．该著作不仅记载药物知识，还对四气五味、寒热补泻、君臣佐使.七情配伍、有毒无毒、服药方法等药学理论及丸、散、膏、酒等多种剂型作了简要而完备的记述，为以后中药学的发展开辟了道路，东汉末年（约公元前150· 219年）名医张仲景，著有《伤寒杂病论》等书，它继承了《内经》的学术思想，进一步系统总结了汉以前的临床医学成就，以六经论伤寒，以脏腑论杂病，还包括八纲辨证，病因病机学说等内容，创立了理法方药俱全的辨证论治法则，奠定了我国临床医学的基础，《伤寒杂病论》的一套理、法、方、药齐备的辨证论治法则，迄今一直为后世所遵循运用，是中医学的精髓。中兽医学受其影响也较为深远；张仲景所制定的不少方剂如“麻黄汤月”、“麻杏石甘汤、“承气汤”、“理中汤”等方剂，都可以在后世兽医方剂中找到。在汉简中记有兽医方剂，并开始把药做成丸剂给马内服（见《居延汉简》、《流沙坠简》和《武威汉简》）。在汉代已知用革制的马鞋（靼），进行护蹄（见《盐铁论》）。

据《汉书艺文志》的记载，当时已有畜牧兽医书《相六畜三十八卷》1（马王堆汉墓发掘出有，《相马经》），同时还出现有《马经》和《牛经》（见《三国志》）），在秦代制订的“厩苑律”（《云梦秦简》），到了汉代改为“厩律”，它是我国最早的畜牧兽医法规。在河南方城的汉墓中出土文物中有“拒龙阉牛图”，说明我国在汉代已掌握牛的“走骟法”。据西汉刘向所撰《列仙传》中记载，当时已经采用针药并用给兽治病，如《列秈传·师皇篇》中记有：“马师皇，黄帝时兽医也。有龙下，向之垂耳张口，乃针其唇下及口中，以甘草汤饮之而愈．“（马师皇是指对古代名兽医的尊称而言；并非姓氏）．东汉末年出现了杰出医学家华陀（公元208年），曾发明全身麻醉剂“麻沸散”，进行剖腹涤肠手术而“即醉无所觉”，为外科学的鼻祖，他也是阉割家畜家禽的专家，著有《青囊书》其中记有阉割术，民间传说他是猪鸡去势术的祖先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（公元前220～581年），晋代名医葛洪（公元281一34O年）所著的《肘后备急方》一书中有《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疠诸病方》，记有马鼻病的病状和预后，在卷七中还记有防治狂犬病的方法，此外，还指出疥癣里有虫，谷道入手”的诊疗技术等．由于造纸术的发明和应用，兽医诊疗技术进一步得到广泛交流，在梁代《公元502～557年》就有《伯乐疗马经》的出现，它比罗马的《马医经》要早四个世纪。陶弘景（公元452-536年）以《神农本草经》为基础，加以整理注释，并增加当时常用药物365种，合计730种，名为《神农本草经集注》．南朝宋时（公元前420—479年）总结了当时药物炮制的经验，撰成《雷公炮制论》这是一部专门论述药物炮制的著作，药物经过炮制，可以减低毒性、加强疗效、易于制剂、服用和保存等，对我国人畜药学的发展，起了重要作用，北魏（公元386 – 534年）贾思勰所著《齐民要术》中，在卷六专门叙述畜牧与兽医知识，记有对家畜26种病，提出48种疗法，其中对于掏结术，削蹄治漏蹄，针刺治马腺疫；猪、羊的阉割术，麦芽治中谷（消化不良），麻子治腹胀，榆白皮治咳嗽；芥子和巴豆合剂涂患处治跛行以及有关群发病的防治、隔离措施等均有所记载。